时间：2023-03-14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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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2019年被称为合规治理的元年，然而引发合规治理热潮的中兴事件，怎么看都像执法风险，只是违反的是美王法而已。2004 年发作的中航油事件，直接催生了执法风险治理在中国的兴起，如今怎么看都像是合规风险，而不是执法风险。
这些年，合规的案例往往被专家们直接用于诠释执法风险的治理，执法风险治理的案例也经常被用于证明合规风险治理的须要性。这种混用导致了两者之间界线越发模糊，加之非专业人士（例如企业家）想固然的明白，执法风险被认为就是违法违规的风险，合规被明白为要遵守执法划定和政府政策，放在一起，发现这两者似乎就是一回事，差不了太多。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确实有许多专业人士也说不清楚，包罗从事合规和执法风险治理的专业人员，大家都是根据各自的明白去解释什么是执法风险治理，什么是合规治理。
这种现状对于合规治理事情的推进和开展很是倒霉，特别是思量到许多企业已经建设了完整的执法风险治理体系的事实。如果不能廓清两者之间的分野，搞清两者之间区别和联系，企业治理层就会对企业合规治理事情心存疑虑，究竟这种大规模的治理运动涉及到的企业治理资源众多，如果合规治理只是在执法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叠床架屋，就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这显然是企业不愿意接受的，即便迫于外在压力接受了，也是做做样子，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对两者之间主要的差异做一个梳理就很有须要。
价值导向VS利益权衡就本人的明白而言，合规治理与执法风险治理的区别，其实还是蛮大的。合规治理和执法风险治理相同的地方都是防控和治理风险，保障企业的可连续生长。可是前者主要通过确认并遵循企业的价值观来实现，后者主要通过利益考量对企业执法风险举行治理的方式来实现。
换句话，合规治理是价值导向，执法风险治理则是利益驱动。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这一区别体现在方方面面，是区分合规治理与执法风险治理的关键。
从治理的目的上看，合规治理的直接目的是确保企业及其员工的推行合规义务，实现合规目的。企业价值观共性的一面主要体现为对执法法例政策，生意业务习惯，行业规则以及国际条约等的遵守，对这些明确的外部规则认同，是企业到场市场游戏的基础，企业价值观个性的一面，体现在要求遵守企业自己制定的内部的规章制度，员工行为规范等等，岂论是共性的一面还是个性的一面，都详细体现为对各项合规义务组成的合规目的体系的遵守。
企业将哪些内外部“昭示的、通常隐含的或有推行义务的需求或期望”的要求纳入合规义务的规模，建设合规目的体系，其背后的尺度是是否切合企业的价值观。只管，企业对详细的合规风险举行评估时，需要权衡利益，可是举行这种利益考量的前提是凭据企业价值观确定了合规义务，然后才有对不推行合规义务所带来的风险的评估问题。换言之，这种利益权衡只是治理的手段，而不是合规治理的目的。
然而执法风险治理则没有这种预设的前提，而是直接由利益驱动，企业对详细执法风险是否防范，接纳哪种方式方法防范，都取决于利益考量的效果。举个例子，也许会更清楚些，好比在上市公司的信披义务，这种义务是执法直接划定的义务，因为不推行或不正确推行信披义务而导致的风险，即是一种执法风险，也是一种合规风险。
如果上市公司将这一风险视为执法风险来处置惩罚，就需要思量违规信披的收益是几多，价格有多大，倘若收益大于价格，则违规信披就是一个选择。如果上市公司将信披义务视为合规义务，则上述违规信披永远不会成为企业的选项。这是推行合规义务就是践行企业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是不能用利益得失来权衡的。
中国上市公司违规信披事件层出不穷，很大水平上就是因为上市公司将违规信披的风险当成了执法风险而不是合规义务来治理，由于中国股市的违规信披的成本不高，但收益庞大，因此从利益驱动的执法风险治理的角度出发，违规信披就成为了许多上市公司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合规治理在对详细的合规风险举行评估时，和执法风险治理中对执法风险的评估一样，也要分析风险的可能性和损失度，盘算风险期望值的巨细，从外貌上看，这都是一种利益驱动的分析，可是前者是针对不合规行为对合规目的影响的分析，后者是针对执法风险行为对企业目的（主要是盈利目的）影响的分析。合规治理做这种分析主要是为了区分合规风险的轻重缓急，从而将企业有限的合规治理的资源用在刀刃上。这种利益考量并不改变合规治理价值导向的本质。
合规治理的价值导向并不排挤利益考量，只是合规治理关注的是企业的整体利益和久远利益，而不是每一个详细的合规义务的利益得失。实施有效的合规治理，践行企业的价值观，可以在整体上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提升并维护企业良好的声誉，增加客户和互助者对企业行为正当合规的预期，从而为企业赢得更多的商业时机，获得更丰盛的利润。
举个例子，为什么企业更愿意与世界500强企业互助？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互助方实力强劲，还因为这些企业都有合规治理，对诚信守约有坚决的答应，当市场发生倒霉于500强企业的变化时，500强企业不会处于短期利益的思量选择违约，而会处于合规治理追求的企业整体利益和久远利益的考量，选择守约。合规治理的价值导向，甚至能够资助企业在犯错时，获得体谅。国家尺度委公布的ＧＢ／Ｔ ３５７７０－２０１７《合规治理体系指南》的引言中有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在许多国家和地域，当发生不合规时，组织和组织的治理者以组织已经建设并实施了有效的合规治理体系作为减轻、甚至宽免行政、刑事和民事责任的抗辩，这种抗辩有可能被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所接受”。
这种抗辩被认可的背后逻辑，不是因为企业不合规行为自己是可以被体谅的，而是因为实施有效的合规治理，企业践行了切合社会预期的价值观，这是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愿意提倡并乐观其成的，认可这种抗辩，有助于淘汰不合规行为，有助于淘汰企业运营中的纠纷。试想，如果一个企业发作了执法风险，企业可以以自己已经实施了有效的执法风险治理体系作为抗辩理由吗？恐怕不行。这种区此外背后，正是因为合规治理是价值导向，而执法风险治理是利益驱动。正确掌握两者之间区别和联系合规治理和执法风险治理之间除了上述最大的区别，其他方面的主要区别如下：第一， 利益考量介入的阶段差别，对于利益导向的执法风险治理而言，利益考量是贯串始终的，并可随着内外部情况的变化随时作出调整；对于价值导向的合规治理而言，利益考量主要体现在两个历程中，一是将何种详细的价值观列入企业追求的目的价值体系，二是一项详细的规则是否应该列入合规义务的清单，一旦上述问题被解决，合规治理将不再举行利益考量，除非内外部情况发生重大的变化。
导致这种区此外主要原因在于执法风险治理关注的是企业中短期的详细利益，而合规治理关注的是企业整体的和恒久的利益。第二， 从风险行为的性质，引发风险结果的类型和风险相对方上看，两者的区别也很显着。
合规治理中，引发重大合规风险的行为主要是违法违规行为，引发重大合规风险的结果主要是行政执法风险和刑事执法风险，以及基于上述行政和刑事执法风险而带来的重大民事执法风险，风险相对方往往是政府、司法机关或是羁系机构或组织，中兴事件就是典型一例。而在执法风险治理中，跟通常明白的差别，常见的引发重大执法风险的行为并不是直接的违法违规行为，而是违约行为，引发的结果主要是民事执法风险，风险相对方主要是客户和互助同伴，例如长虹当年因为赊账，导致应收账款损失26个亿，其风险相对方是长虹在美国的入口商APEX公司。
这个区别很是值得注意，重大合规风险的风险相对方往往是有权有势有资源，处于强势职位，如果风险相对方决意要追究责任，企业硬碰硬或是偷奸耍滑基本上得不偿失，所以遵循相关执法法例险些是企业唯一的选择。第三， 在对风险的处置惩罚上，合规治理与执法风险治理相去甚远。一种义务一旦被认为是合规义务，企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遵守，对不合规行为引发的合规风险，岂论巨细，企业唯一的态度就是杜绝，而没有通常的所谓风险态度的选择，只管在实践中，由于人财物等资源的限制，企业会首先保证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关键人员的合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不合规行为就是可以接受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执法风险治理中，企业对识别出来的执法风险的处置惩罚要灵活的多，可以接纳制止，降低，接受，杜绝，转移等等多种多样方式来应对。第四， 从风险行为的泉源上看，不合规的风险行为基本上来自企业及其员工的自身行为，执法风险行为的泉源则越发广泛，既可能来自企业的内部，也可能来自企业的外部，但主要来自企业的外部。治理自身的行为远比治理他人的行为要容易，因此，应对合规风险的手段比应对执法风险的手段要简朴有效的多。
第五， 从风险治理的历程上看，合规治理的难点重点在执行，执法风险治理的难点重点在识别。合规风险是企业及其员工不推行合规义务所带来的风险，来自外部的合规义务主要来自执法法例政策，生意业务习惯，行业老例，国际条约等等，都比力明确，来自内部的合规义务是企业自己选择和制定的，同样比力明确，因此，合规风险的识别和评估相对简朴，其难点和重点是如何确保合规义务能够获得有效的推行；而执法风险则完全差别，企业最主要最常见的执法风险是来自违反条约约定的义务，而条约的约定是条约各方的合意，详细内容千变万化，因此执法风险的识别相对来说比力难题，容易遗漏重大执法风险。第六， 从风险性质上看，合规风险是纯粹风险，只能带来损失，合规风险危及的是企业存在的基础，企业价值观，没有协商的余地，而执法风险既可能是纯粹风险，也可能是时机风险，或是兼而有之，只是在实践中，企业很少意识到，执法风险还是一种时机风险，还可以为企业缔造庞大的价值。
事实上，执法风险治理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泉源之一，当一个阻碍商业时机的执法风险被合理正当的解决，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也许就会因此降生，例如，支付宝的泛起其实就是在处置惩罚违约执法风险历程中找到的时机风险。当年网上生意业务不畅的主要原因是卖货的人担忧给了货却收不到钱，买货的人则担忧付了钱却收不到货，这两种担忧本质上都是对违约执法风险的担忧，支付宝正是在解决这一执法风险的历程中，发现了庞大的商机，这一发现成就了马云和阿里巴巴。建设和实施风险治理体系历程中，合规治理和执法风险治理之间的详细区别就更多，对比一下《企业执法风险治理指南》和《合规治理体系指南》以及《中央企业合规治理指引》，我们就可以获得清晰的谜底，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区别，本文就不再累述。总而言之，合规治理和执法风险治理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很显着的，一个是价值导向，一个是利益驱动，在风险性质，风险行为的性质，风险的泉源，风险的处置惩罚，风险治理的重点难点等等方面都有着庞大差别，两者不能相互取代。
固然，合规治理和执法风险治理之间的配合点和联系也是可以看获得的，都属于风险治理的领域，使用的风险识别、评估和治理工具是相似的，动用的人力物力等企业资源也有很大的重合，这种配合点和联系也为两种治理的整合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当企业已经建设其中一种治理体系时，搞清楚其中的异同，有助于企业风险治理的整合，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合规是做人，风控是做事简朴地说，合规是做人，执法风险治理是做事。做事与做人哪个重要？固然是做人重要。
所以，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合规优先。合规治理的阶位高于执法风险治理，面临一个执法风险，首先要做合规审查，不切合企业价值观的，违反企业合规义务的事，岂论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都要一律拒绝，通过了合规审查，然后才是执法风险治理的事，去做利益权衡，看如何防范才是最有效的。
合规治理和风险治理一个是价值导向，一个是利益驱动，在风险性质，风险行为的性质，风险的泉源，风险的处置惩罚，风险治理的重点难度等方面都有着庞大差别，两者不能相互取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合规治理与执法风险治理发生冲突时，合规治理优先是一个基本原则，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在价值观眼前，执法风险的利益考量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合规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对于国企，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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